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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热提江·乌斯曼(Utghur)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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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创作  

2006-12-15 00:02:58|  分类: 海热提江·乌斯曼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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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创作

海热提江·乌斯曼

—《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中国科学院主办

 

内容提要:“长诗”(Dastan)是察合台语时期传入维吾尔语的一个术语,它最初传入维吾尔语时的概念范畴可能与现在的不一样。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十分丰富,千百年来创作的长诗可谓车载斗量。长诗是诗歌创作的最好体裁之一,是衡量一个民族诗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长诗”一词虽然由波斯语传入维吾尔语,但长诗作为维吾尔文学传统诗歌体裁之一的特点并没有弱化。

关键词:维吾尔文学  长诗 创作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长诗(dastan即叙事诗)体裁在维吾尔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犹如一顶光彩熠熠的桂冠。它源远流长,无论古今都以勃勃生机有效地发挥着自己的特长。

首先,在谈到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创作时,应该说一下“长诗”这一术语。“长诗”是察合台语时期传入维吾尔语的一个术语,它最初传入维吾尔语时的概念范畴可能与现在的不一样。如在《维吾尔古典文学词典》中说:“‘长诗’(Dastan,波斯语)是用白话和韵语形式讲述的一种故事、奇遇、史实和诗歌”[1]。而关于长诗在维吾尔当代文学中的应用,在《维吾尔语祥解词典》中做了这样的解释:“长诗是用诗歌形式写的大型作品……是叙事诗……是关于人民英雄口耳相传的叙事作品……”[2]。笔者认为,这一定义的前一句说的正确,能够反映维吾尔当代文艺学中“长诗”的概念本质。而在第二句的后面,要是加上“诗体”的这一形容词定语,说成“是关于人民英雄口耳相传的诗体叙事作品”,才能成为对“长诗”做的比较完整的定义。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关于人民英雄口耳相传的叙事作品”,可能是诗体作品,也可能是故事或传说等散文体作品,它没有将它们明确区分。同时,“叙事作品”对诗体作品和散文体作品都是共同特点,它的反义术语是“抒情作品”。若再深入探讨一下“长诗”特征的概念,那就看一下在《文学理论基础》一书中对“长诗”所做的定义,即“长诗通过生动地描述具体事件和人物,反映某一历史时期英雄的典型特征,是具有一定情节的篇幅较大的诗体作品”[3]

总之,长诗是诗歌创作的最好体裁之一,是衡量一个民族诗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长诗”一词虽然由波斯语传入维吾尔语,但长诗作为维吾尔文学传统诗歌体裁之一的特点并没有弱化。可见,在这一术语传入维吾尔语之前,维吾尔族就有了自己独特的长诗体裁的作品。                            

 

维吾尔文学中的长诗十分丰富,千百年来创作的长诗可谓车载斗量。根据它们的实际蕴藏状况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分类介绍。在此,本文的讨论包括书面长诗和民间口头长诗。

第一、英雄长诗。其中有《恰希塔尼·伊立克伯克》(Qastani Elik Bäg , 高昌回鹘的模仿诗作)、《毕凯奇·阿尔斯兰特肯》(Bekäq Arslan tegin ,《突厥语大辞典》中提过的诗作)、《英雄轻·铁木儿》、《英雄乌麦尔》(Ömär batur)、《亚奇伯克》(Yaqibäg)、《阿布都热合曼·汗和卓》(它们都是民间叙事诗)等。

第二、教诲长诗。如《真理的入门》(Ätäbätul häqhayiqh ,12-13世纪诗人阿合买提·玉格乃克诗作)、《心之所钟》(Mähbubul qhulub,纳瓦依诗作)、《斯德克之书》(Sidiqhnamä ,热失德诗作,1785-1786年间写成)等。

第三、社会哲学长诗。其中有《福乐智慧》(11-世纪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夫的诗作)、《正直人惊愕》(Häyrätul äbrar,纳瓦依诗作)、《解脱的食粮》(Zadul nijat18-19世纪诗人尼扎里诗作)。

第四、幻想长诗。如《七星图》( Säbbiy Säyyarä , 纳瓦依诗作)、《鸟语》(Lisanut täyyir,纳瓦依诗作)、《鸟类逻辑》(Mäntikuttäyyir , 18世纪诗人伊布拉音·和田诗作)、《曼苏尔》(Mänsur,18-世纪诗人毛拉穆罕默德·尼亚孜之作)等。

第五、历史长诗(有些是关于个人经历的长诗)。如:《毕凯奇·阿尔斯兰特肯》、《英雄乌麦尔》、《长毛子·优素甫汗》(Qangmoza Yüsüphan , 19-世纪诗人毛拉毕拉里之作)、《诺孜库姆》,(Nozigum , 该诗作也有民间叙事诗的样本,也有诗人毛拉毕拉里写成的抄本),《古丽库玛尔》(Gülhumar,现当代诗人艾米尔· 胡赛音·哈孜之作)、《我的七个女儿》(Yättä kizlirim , 当代诗人伊布拉音木·库尔班之作)、《艾合买提江走过这条街》(Ähmätjan bu koqidin Otkän , 当代诗人阿布都拉·苏来曼之作)、《凯旋之书》(Zäpärnamä , 19世纪诗人毛拉·夏克尔之作)、《中国大地上的圣战》(γazat där mulki Qin,毛拉·毕拉尔之作)、《伊犁儿女》(Ili pärzäntliri,当代诗人穆合买提江·萨迪克之作)等。

第六、理想社会长诗。如《伊斯坎德尔的城堡》(Säddi iskändär,纳瓦依诗作)、《迪巴恰》(Dibaqä-序诗,即长诗集序言,尼扎里之作)、《伊斯坎德尔传》(19世纪诗人扎依德·阿洪之作)等。

第七、爱情长诗(其中包括魔法爱情长诗)。如《坎麦尔沙与谢木斯加南》(Qhämär Šah wa Šämsi janan)、《乌尔丽哈与艾木拉江》(Höriliqha wä Hämrajan)、《萨娜瓦尔》(sänäwbär)、《艾里甫与赛乃姆》、《塔依尔与祖合莱》(它们多是民间叙事诗)、《热碧娅与赛依丁》(尼扎里诗作)、《青牡丹》(Qin mudän,黎·穆塔利甫和阿布都热依木·乌体库尔1942年合作写成的叙事)

第八、社会政治长诗。如《中国》(黎·穆塔里甫之作)、《致共产党》(现当代诗人艾里坎木·艾合坦木之作)、《致毛主席的信》(给恋人的一封信,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执笔,19511954年间写成的叙事诗)等。

在上述长诗中,有些长诗既有韵文叙述,又有散文叙述,如《艾里甫与赛乃姆》、《坎麦尔沙与谢木斯加南》、《我的红玫瑰》(Qhizil gülüm)、《公子热纳伊·加罕与公主阿布塔比·塔吉再尔》(Šahzadä ränayi jahan wa mälikä aptabi Tajizar,载《源泉》2001年,第1期)(它们都是民间叙事诗)。不过,这些长诗都以诗体作为基础,以韵文叙述为主,因此它们属于长诗体裁。

上述长诗的绝大部分都用“mäsnäwi”(双行诗)形式,如《福乐智慧》、《五卷诗》、尼扎里长诗集等,有些有“muräbbä”(四行诗)形式,如《真理的入门》、大部分民间长诗和现代书面长诗主要部分都用这种形式创作。有些用“muhämmäs”(五行诗)形式,如《被蹂躏人们的叹息》(Mäzlumlar Ahi ,19世纪诗人迪丽巴尔·多尔尕诗作)、《马之书 》(19世纪诗人阿合买提沙·喀喇喀什诗作)、《苦难纪历》(19世纪诗人赛依提·穆罕穆德之作)、《水果之书》(Miwänamä,19-20世纪诗人阿布都哈德尔·大毛拉诗作)等。同时,有些长诗是用多种形式创作的,如在《艾里甫与赛乃姆》中既有双行诗形式,又有四行诗形式,而在《阿布都热合曼和卓》中,双行诗、四行诗、五行诗形式同时并用。此外,在除上述长诗之外的个别长诗中,又有“Färd”(四行诗)、“Rubai”(柔巴依——四行诗)、“γäzäl”(格则勒——抒情诗,522行)、“qhäsidä”(赞颂诗)、“märsiyä”(挽歌)、“namä”(书信,即诗体书信)等形式的诗歌。长诗主要以“阿鲁孜”(Aruz)格律和它的各种韵律创作,有些则以音律创作。其中书面长诗一般以“阿鲁孜”格律创作,民间长诗的一部分以音律创作。两种方法混合使用的民间长诗也有,但在这种长诗中主要还是以“阿鲁孜”格律为主。“qaqma”(自由诗体),一般在古典长诗中应用,但在现当代,如在乌麦尔·穆罕麦迪(前苏联20世纪山半年的具有进步思想的维吾尔诗人、黎·穆塔里甫、穆合买提江·萨迪克等人创作的长诗中也运用了这种形式。

长诗的诗行以压脚韵为主。但在古代长诗的个别诗行中,也有使用头韵的情况,如在《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等长诗中有压头韵的诗行。在近代,尤其现代长诗创作中主要转向压脚韵。

在历史时代方面,维吾尔长诗属于奴隶时代、封建时代和现当代的产物。因此,在把维吾尔长诗划分历史类型时,可以把在奴隶时代,即奴隶时代初期和中期产生的长诗称“古典长诗”,把在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时代产生的长诗称“现代长诗”。

维吾尔长诗在篇幅方面从未受过任何模式的约束。其中,有一万行以上的长诗,如《福乐智慧》有13,290行,而《伊斯坎德尔的城堡》有14,36行。维吾尔长诗的绝大部分在三千行至一万行之间,也有一千行、五百行、三百行、二百行、一百行左右的长诗(或叙事诗)。

维吾尔长诗中塑造的正面人物绝大多数是英雄人物,用形象的描述记录了人民对现实生活和未来充满热情的态度,以及为实现美好理想愿望而付出的不倦努力。同时,还有个别的长诗,如毛拉·毕拉里的《长毛子·优素甫汗》、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的《报告迷之死》(Walaktäkkurupning ölümi,1955年写成)等,把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通过用讽刺手法描绘反面人物的丑恶面目而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为维护人们的精神健全尽了一份力量。总之,在维吾尔长诗中无论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激发人民的巨大热情,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精神杠杆。

总之,维吾尔长诗的内容包罗万象,在对崇高思想及高度责任感理解的基础上,用完美的艺术技巧生动地反映了从人性、人民、国家、人类命运、道德品质、劳动本领、知识、英雄气概、人民性、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理想的君主、理想社会、现实生活、政治问题、审美观、法治思想、政治哲学问题、生与死、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等,而对忘恩负义、懒惰、愚蠢、背信弃义、厌世主义及社会群体中最危险和恶劣的行为则报以切齿痛恨,用犀利的笔触进行声讨和讽刺。总之,长诗作者们在自己的创作中非常重视社会效果和影响,以及审美价值、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他们深信自己的作品能够在人民中不胫而走、口耳相传,成为名符其实的“口头长诗”,永葆生命力。

长诗作者们都自由地运用了艺术方法。如长诗一般都把用几个单独情节突出主题的手法作为基础,这是东方穆斯林国家人民长诗创作特点在维吾尔长诗创作中创造性的延续。

长诗中的有些以悲剧结尾,有些则以恋人们相会的喜悦场面或以实现美好理想愿望的热情人们的欢乐场面结尾。当读悲剧性的长诗时,读者的内心虽然痛苦哀伤、柔肠百转,但在深入地看到事件的本质时,立刻就激起对黑暗时代、卑劣伎俩、专横跋扈、可怕命运,以及对封建压迫和奴役、吃人行为和残酷无情的愤慨和反抗情绪。悲剧英雄人物的精神是反抗高涨、扫除世界所有丑恶事物的象征,是为正义和自由开路的希望,它像大海波涛般汹涌、像曙光般照耀。

长诗的诸多形象,即人、动物、植物、食品、服装、被褥、劳动工具、器具、幻想和现实人物等,它们作为艺术形象在没有任何障碍和约束的状态下自由活动。

长诗的结构各种各样,有些长诗用单线情节表达一种思想观点,有些长诗则用多种情节线索表达。总之,古代长诗因在篇幅方面比抒情诗大,需要描述诸多人物形象和复杂情节,所以它第一:需要大量使用术语,需要自由地使用基本词汇和派生词汇;第二:需要巧妙地运用修辞手法,不仅需要利用书面词汇,而且需要利用民间语言宝库中一般的、生动的词汇。有些长诗虽然超越了时空,但仍以历史时代作为背景。这些长诗因旨在反映现实和理想,以及神秘形象和事件,所以突破历史语言的制约,在保存和使用民族历史语言,在把民间生动的语言和书面语言相互转用循环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有些长诗中的事件和人物因社会及文化等关系,借自邻近民族和其他民族。同时,因为很多社会科学观念和自然科学观念及知识是从其他民族传入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词汇也传入维吾尔语和维吾尔长诗中,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长诗语言的宝库。

语言大师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的6.8万条语句中,组合使用了6,000多个基本词汇和派生词汇,最多地汇集了维吾尔语言词句,从而树立了古代长诗运用语言的典范。另一位语言大师纳瓦依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使用了1,372,067个词汇,把它们组合成26,035个具有功能的词句。这位诗人仅在长诗《帕尔哈德与西琳》中就使用了5,431个词汇,而在《五卷诗》(Hämsä)中使用的词汇估计有一万以上。总之,为了创作长诗就必须掌握较之创作其它任何文学作品更多的语言材料,熟练地运用语言。这是一种必然的现实。因此,长诗作者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是语言的熟练运用者,甚至是语言新成分的创作者。

长诗创作在维吾尔文学中成为主流,在于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民族文学界强有力、精干的文学家队伍以长诗创作传统为主导,创造性地接受邻近民族,尤其阿拉伯、波斯和其他民族长诗创作的优秀成分,从而形成维吾尔长诗创作的鲜明民族特征。

维吾尔长诗创作经历了由简单至复杂、由单弱至强大、由肤浅至深奥、由小至大的历史过程,最终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甚至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纳瓦依等伟大诗人创作的不朽作品达到了世界水平。维吾尔长诗作者在达到这样文学高峰的期间,经历了许多艰难、生死、拼搏、严峻考验和悲惨的流血。

由于维吾尔长诗具有艺术描写丰富,对诗歌的见解宽泛、深刻、清晰等高度的特点,因此所有诗人都能写,并竞相写。此外,维吾尔长诗并不孤立无援,它借助于本民族诗歌的各种形式发展丰富。维吾尔长诗作者将崇高的主题纳入置精炼而完美的艺术形式,殚精竭虑,形诸笔墨。他们为了深刻、宽广、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自己看到的形象外,还认真、创造性地描绘前辈诗人塑造并相传,成为典范的形象,以及能够鼓舞人们的理想化的形象和从其他民族传入的富于魅力的形象,为塑造文学形象特征自觉地做出了成就。熟练地运用语言,把高度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这是维吾尔长诗创作的显著特征之一。当艺术技巧成熟,胸怀大志时,长诗作者们坚守“让它成为永久文物和无穷财富”的信心,脱颖而出。然而,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他们的作品的很少部分才成为经典长诗作品。总之,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鲁提菲、纳瓦依、赫尔开提、尼扎里、孜牙依、毛拉·毕拉里等人是维吾尔古典长诗创作的著名代表,而阿合买提·孜牙依、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阿布都热依木·乌提库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穆合买提江·萨迪克、买买提力·祖农、博格达·阿布都拉、库尔班·巴拉提等人,他们为把维吾尔现代长诗创作保存于当代,并在提高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做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在人民中不胜钦仰。

《艾里甫与赛乃姆》、《帕尔哈德与西琳》、《莱丽与麦吉侬》、《塔依尔与祖合莱》、《玉素甫与祖丽哈》等古典长诗,其艺术魅力不仅经久不衰,而且像光辉的里程碑一样继续牢固卓立,深深地吸引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诗人们的注意力。它们世代不断被创作而变成书面长诗,人手相传,大众竞相阅读,爱不释手。由于它们的强烈人民性占据主要地位,富于无比的吸引力,所以又回归到民间长诗的状态。因此,这些长诗的书面文本和口头变体之间的差异消失,成为人民集体智慧的共同财富,保持了在维吾尔诗歌中的火车头地位。

维吾尔长诗在种类方面具有显著区别和特点。因此,对“长诗”(dastan)一词无须加任何附带说明或定义,就可以表示它是篇幅较大或大篇幅的一种叙事诗。



[1]《维吾尔古典文学词典》乌拉木·乌普尔等编,维吾尔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北京。

[2] 《维吾尔语祥解词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委员会词典部编,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乌鲁木齐。

[3] 《文学理论基础》阿布来提·乌买尔主编,维吾尔文,新疆大学出版社,1997年,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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